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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的監察理論及其監察思想踐行

時間:2015-01-31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685字
論文摘要

  北宋名臣蔡襄,生于仙游楓亭,19 歲中進士步入仕途,57 歲為母親守制時病逝家中。在 37 年仕宦生涯中,他擔任中央監察御史及地方官職,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監察思想及其實踐。蔡襄監察言行雖距今千年,且是維護封建統治的,但今天重溫它,對于認識監察制度及其反腐倡廉的必要性有其實踐意義,對當前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黨的路線教育有啟迪借鑒作用。

  一、蔡襄的監察理論

  宋御史所屬三院,臺院有臺院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蔡襄任監察御史和言官等,長期官宦生涯,造就他的監察思想內涵極其豐富,主要表現在監察主張、反腐倡廉言論,以及選賢任能、輕徭薄賦和謹財節制等主張與言論上。

  1. 監察方面的主張

  宋代沿襲唐制,中央檢察機關稱為御史臺,其監察制度主要由諫官的諫諍制度和御史的糾彈制度兩部分組成。諫是規勸,諍是直言。諫諍是對君王或上司提規勸性言論。到宋代諫諍的范圍有所擴大,它除了繼續掌有對人主諫諍權外,又新辟對百官違失的監察。對此蔡襄十分清楚,因此他步入仕途不久,就參與諫諍活動。

  慶歷三年(1043),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歐陽修等人為諫官。蔡襄感到言路已開,雖然當時還在館閣校勘任上,職微言輕,但他仍大膽向仁宗皇帝上了《言增置諫官書》,先肯定增置諫官的意義:“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

  又疑慮正直的人任諫官能否長久,皇帝能否始終如一地聽諫,于是提出了言諫制度的根本問題。“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他認為最難的是納諫。主張皇帝要采納諫言,否則諫官形同虛設。其次,鑒于諫官的特殊位置和職權,“忠誠剛氣”之人容易觸忤權臣及既得利益者,易招邪人的攻擊和刁難。蔡襄很有遠見地分析攻擊諫官的三種罪名:“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對投機取巧的諫官,“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蔡襄給予批判,建議皇帝“擢官必自主之”。爾后又在《明諫》一文中重申:“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勸仁宗要善于納諫,并擇善用之。

  御史的糾彈監察,這是宋代新辟監察百官違失的諫正之議,蔡襄非常重視,他認為監察彈劾官吏,就是檢舉各級官員的失職、瀆職及其他罪行。

  諫官的職能更加廣泛,任務也更艱巨,以三省至百官違失為諫諍對象。對此,蔡襄首先重視御史官的選擇,他認為御史臺官員應有“鯁正之志”,才能糾彈奸慝,肅正紀綱。他在為皇帝擬就的《尚書都官員外郎郭中錫可侍御史制》制書中就指出:“御史府之職,正紀綱,繩愆繆,外以肅官師,內以獻忠讜,名為清要,固難其材。”

  [1]卷九并對當御史臺屬官多不稱職狀況,向皇帝狀奏《乞令御史中丞舉屬官狀》,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黜之。”并主張由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薦舉屬官,“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寬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為御史,卑者為里行。

  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升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則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1]卷二十一這樣既可使御史臺得到人才,又可使其責任專一,職責分明。

  宋代的監察制度有個重大改革,就是在御史臺置言諫御史,讓御史兼言諫之職,蔡襄極表贊同,他在為皇帝作制書中指出:“憲臺之職,彈治百官,分決詔獄。昔我真考,特置言事御史,顓持諍議,所以甄錄材美。”[1]卷十一言事御史的設置,為臺諫合一開了先河。

  為解除諫官的后顧之憂,蔡襄還向皇帝上了《乞不令中書出諫疏宣示札子》建議朝廷,諫官論列官員的奏疏須保密,不可出示與當事人。

  2. 反腐倡廉的諍言

  蔡襄所處的時代是北宋王朝由盛轉衰時期,主要表現在朝廷存在冗官,冗兵和冗費三大問題以及遼、西夏威協邊境的安全。冗官使官僚機構臃腫不堪,運轉不靈,官吏冗濫文恬武嬉,結黨營私,勾心斗角。“近臣茍進,黨附相傾,百官臣僚,目相詆訐”。

  [1]卷二十三貪官污吏的存在,造成政事廢弛,政風敗壞,道德淪喪,世象日惡,產生許多不良的社會風氣與腐敗現象。面對時艱,統治者卻病體懨懨,缺乏生機;冗兵使兵卒數量劇增,卻缺乏訓練,戰斗力低下,且“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知將,將不專兵”,[1]卷十八上下隔閡,指揮不靈。在與遼夏作戰時每戰皆敗。

  冗官、冗兵帶來冗費,造成國庫虛竭,入不敷出。宋王朝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就不斷向農民增加賦稅,造成農民負擔加重。同時田賦不均,“豪強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者地薄而稅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2]而統治者還遺使到各地“取索錢帛,以供公上”[1]卷十八,給人民增加沉重的負擔。腐敗的政治、孱弱的軍制、匱乏的財政,帶來“夷狄侵侮,生民重困”[1]卷二十三的嚴重局勢。

  面對岌岌可危的政局。沒有進行改革,推行新政,勢必走向衰亡之路,這不僅是蔡襄等人的看法,就是統治者內部,也意識到沒有改革的危機。仁宗皇帝憂心忡忡,忍垢蒙羞,慨嘆“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迫于無奈,不得不在慶歷二年(1042)五月詔令三館臣僚條陳政見,希望從臣僚條陳中找到拯救國家的辦法。蔡襄懷著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與強烈的使命感,痛陳天下困弊至危,呼吁朝廷更張救其患,力主社會改革,掃除腐敗現象。他認為要挽救危局,必須從當權者做起,整頓吏治,反腐倡廉,“貪臟者廢之,清廉者獎之”[1]卷十八。在施政中,要完善監察機制,造就廉潔自持,取信于民的好官,培育勤政為民的官風。蔡襄是時雖然還是個館閣校勘,但他能識大體,積極配合同僚,提出許多頗有見地的建議,其中較有份量的是慶歷三年(1043)向仁宗進呈《黼扆箴》。

  這是一組 13 篇文章,包括政治、擇官、軍事、財政、君主作風等方面。政治上提出“躋俗于禮,肅治家政、好問益廣、恩賞無私、威福是守、法令必信”等主張;選擇人才擢官上,提出“任材以宜”和“去邪勿遲”等主張;軍事上提出“兵連慮危”,認為“官名既正,則將權可專;將權可專,則練軍必實,練軍必實則所用之兵必寡,……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唯如此,才能得到兵精馬強,又可去去冗消費,一舉兩得。這一建議立即得到仁宗采納。財政方面,提出“利急思困”,主張“上下兩濟,公私兩行”;君主作風方面,在《黼扆箴》中,幾乎條條都涉及君主作風,蔡襄在此拳拳告誡才智平庸、優柔寡斷的仁宗,內寵既多,應“嚴肅蒞之”,不可閉目塞聽,要“好問益廣”,善聽能斷。在“聽斷不疑”中,提出“人主但務博采兼容,而要之斷也”。

  要善斷須“講儀禮要,廣接群臣,詢訪時事。聰明益至,處置自精,何患斷之不審也”?

  這份《黼扆箴》,蔡襄以一個改革家的雄才大略、聰明才智條陳時弊,規諫仁宗居安思危,任賢卻邪,公正守信,勵精圖治。蔡襄還一針見血地提出:吏治的混亂與腐敗,根源在北宋朝廷實現“磨勘法”和“恩蔭制”,結果造成“奇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耋之人,曾經免罷責罰,……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1]卷十四。蔡襄建議取消“磨勘法”和“恩蔭制”,肅貪反腐,制之以法,興利除弊,振肅朝政。

  3. 輕徭薄賦,勤政節用的建議

  反對橫征暴斂,主張輕徭役、薄賦斂、勤財用、善節制。這是蔡襄廉政監察思想的一部分。他提出限制統治階級的欲壑奢望,希望上自皇帝下至各級官員,務須廉潔自律,勤政愛民,做到“實惠天下,以利百姓”。他回顧歷史上誅求苛制的情況,提出 “自古剝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1]卷二十二,建議國家財政收支、賦稅輕重應有規劃,要有節制,不能無原則地濫支濫用,要注意民眾的承受能力,注意減輕人民的負擔,剔除一些不良現象。禁奸豪、寬民力。“蠲賦稅,均借貸,省配斂,賑流移”[1]卷十九。

  蔡襄針對當時社會“薄禮義、厚財利”及大臣們“相競廣市田宅,爭求重利”[1]卷二十三,各級官吏以權謀私曲獄受賄,豪富之家縱欲相矝、奢侈無度等不良風氣和腐敗現象,進行深刻揭露和批判。提出扭轉風氣消除腐敗,必須 “躋俗于禮”,“立經制、興禮讓”,“興儒學,敦教化”。朝廷須“明令戒諭”。主張通過儒家思想道德規范的約束力和國家法律制度的強制力相結合,從正面教育與適當制裁并重原則,進行自我節制來匡正鄙俗,掃除腐敗,拯救時弊。

  在經濟管理上,他認為應該“勤財用”,建議朝廷要遵循“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的原則,去冗消費,節省費用,希望朝廷倡行“儉約之法”,懲戒浪費之失,節制不必要的開支,必以邊事為憂,必以蒼生為意,不可枉費無用。對于貪污國家財物之人,要實行懲防并舉的方針,既要嚴懲不貸、不能手軟,又要注意防微杜漸,加強約束,防止贓官惡吏侵吞國家財產。

  二、監察思想之踐行

  蔡襄不僅有一套系統的監察思想,而且還身體力行義無返顧地踐行。他發表言論,侃侃而談,不管在監察官任上,或是非監察任上,都始終如一貫徹他的監察思想。

  1. 諫官任上的敢作敢為

  慶歷三年,仁宗在天章閣召輔臣條陳奏國事。

  是年三月,仁宗“特增置諫官四員以補圣聰”。四月增補蔡襄為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任諫官。

  蔡襄帶著忠直的秉賦,與歐陽修、余靖、王素一同進入諫垣,從而拉開慶歷新政的序幕。

  慶歷新政是宋代第一次改革,“開直言,旌讜論”,用開拓言路來澄清史治,以正確的輿論來督促,約束統治者本身言行,以穩固其統治地位。

  進入諫垣是蔡襄政治生涯中最光輝的一頁,蔡襄及其同僚不辱使命,立即投入諫諍活動,他在諫垣上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要求徹底解除奸相呂夷簡的職權。

  呂夷簡任宰相 20 多年,壓制忠良,進用朋黨,專事姑息,大壞紀綱,導致宋政權內憂外患。一個月前已由章得象、晏殊代替,但他仍以司徒資格,預議軍國大事決策,兩府大臣還常到他的家里商量政事。對呂夷簡這種干預政事的惡劣行為,蔡襄深為不滿,他上疏《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從呂夷簡任職時“屢貶言者、廉貪不分、好大喜功、善惡無別、務取人情、屢戰屢敗、無制敵之術”等方面,一針見血地指出呂夷簡七大罪狀。指出:“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茍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壞如此。”呂夷簡如此不材不忠,還“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正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因此,應“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

  蔡襄的這一奏章,不僅直指呂夷簡誤國害民的罪行,也可以說是對仁宗前期朝政的一個總結,揭中要害,振聾發聵,面對蔡襄等諫官的無情揭發,呂夷簡不得不放棄實權,于慶歷三年(1043)三月結束了擅權 20 年的宰相生涯。但是任何一個頑固分子總是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同年九月老奸巨滑的呂夷簡又以大尉身份致仕,蔡襄等諫官發揮打落水狗的精神,再上疏《乞降呂夷簡致仕官秩》,雖然無下文,但諫官們敢于連續彈劾這個老奸相,足見其赤膽忠心與勇氣。

  蔡襄等諫官劾罷第二位宰執是副相王舉正。

  王舉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于時”。[1]卷十四蔡襄上奏《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懇切希望仁宗“發乾剛,出圣斷,退舉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1]卷十四懦然不稱職的王舉正,實際也適應不了即將開始的慶歷新政,終被罷免參加知政事之職。

  第三位被蔡襄、歐陽修等諫官劾罷的宰輔是晏殊。晏殊是蔡襄、歐陽修的師座,襄、歐兩人應舉時都對晏殊行過禮,稱恩師。雖為恩師但卻無法改變晏殊的政治立場和貪侈作風。晏殊弄權誤國,平時很少時間處理國家大事,更多是獻喜賓客,過著奢華生活。如此揮霍無度,怎么不取無義之財呢?

  平時,蔡襄對晏殊這種行為多有異議,師生間的矛盾日益公開化、尖銳化。晏殊對歐陽修、蔡襄的輿論斗爭也逐漸產生鄙視和厭惡。他捺不住了,借口河北軍務需要,欲把歐陽修從諫垣調離。眼看輿論陣線將被削弱,蔡襄等人也急了,開始全面揭露晏殊的罪過,包括他在商業、交通等方面霸占官地、役勤兵民、蓋房僦貸、殖貨規利、營私肥已等等,都給予暴露無遺,寫進奏狀,在蔡襄等人多次彈劾下,晏殊于慶歷四年(1044)九月罷相而去。

  蔡襄等諫官在諫垣上不僅彈劾炙手可熱的三位宰相,還毫無氣餒地繼續彈劾貪婪、穢惡的權臣惡吏,其阻力與艱難,不亞于奸相。宋代某些當權的宰相,往往憑持職權,培植私人勢力,如呂夷簡擅權 20 多年,屢屢進用私人,因而退休之后,其子弟、門生、依附者、仆從等,仍利用他的社會關系,大肆活動。章得象、晏殊兩相也不例外,所以隨著蔡襄等一批諫官地位的確立,諸諫官一方面要彈劾貪贓惡吏及不稱職者,如李淑、梁適、呂公倬、魏姜等人,一方面要設法割斷這些人背后社會關系網絡。

  李淑是徐州人,李若谷之子。梁適是山東人,內翰梁顥之子。這批人狼狽為奸,為人奸滑貪詐,曾被朝野路人斥之為“三尸五鬼”。他們又頗富才具,或阿附于呂,或陰結于閹,為仁宗所寵,蔡襄等諫官直言批評仁宗寵之不當。又如呂夷簡長子呂公綽,曾在職位上丟失 400 多枚編鐘,事故嚴重,卻無妨礙其晉升。如此惡吏還在橫行,蔡襄等諫官向仁宗上了《論李淑梁適奸邪》的奏章,指出“奸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適皆有實罪……愿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奏章最后表明心跡:“臣力指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后患,為臣寒心,笑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茍利國家,豈顧后患哉?臣不愛身,唯憂朝廷不即施行耳。”

  “盡言盡諫,不顧權貴”,“究民利益,察吏善惡”。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充分表現蔡襄作為諫官,為了驅邪,以利國家,不顧個人自家性命的坦蕩胸懷和高尚情操。

  2. 仕宦生涯中身體力行

  蔡襄在仕宦生涯中有相當部分監察言行,體現在他的民本思想領域。他認為人民大眾是發展生產、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力量。施政者必須盡一切能力為老百姓的安居樂業著想。自慶歷三年(1043)春開始,各地相繼發生旱災、蝗災、地震及日蝕等,一時人心惶惶。皇室、豪門貴幸和一些官僚,對災害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視而不見,聽而任之,還大興土木,歌舞升平,過著奢侈的生活。蔡襄與余靖等人連上四篇《言災異》奏疏,指出“災變之來,實由人事”的要害,“數年以來,天戒屢至”。

  “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失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對當時頻繁的天災聯系到人事,提請朝廷關注社會的種種弊病和危機,采取措施加以消除。

  蔡襄為了社稷的興盛和庶民的福利,冒著丟官下獄的風險,直言上疏極諫,其不畏權貴、不計個人得失的爽直剛正的言行,讓聞者悚然,觀者敬悚,令人扼腕贊嘆!雖然這些奏疏未全面被采納,但蔡襄能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皇帝與大臣,其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蒼天可鑒。

  從濟世安民的思想立場出發,蔡襄還十分注意吏治整頓。他認為貪官臟吏,“憑恃官威,因緣為奸,求取臟賄,以曲為直”。[1]卷十八他知泉州時,對晉江縣令章洪之依仗伯父章得象宰相的權勢,為所欲為,欺壓百姓。蔡襄到任后,通過微服私訪,掌握章洪之的罪惡事實,上報朝廷批準法辦。之后蔡襄還引導龜湖塘四周百姓居民制訂一套用水塘規。

  解決了被章洪之拖延了多年的水利糾紛,使當地糧食生產“常常二三倍于他鄉”。

  蔡襄認為濟世安民應從關心人民疾苦入手,他想方設法減輕人民負擔。漕閩時他視察興化、泉州汀州、漳州,耳聞目睹當地民眾的困苦生活,便向仁宗上疏 《乞減放漳泉州、興化軍人戶身米札子》。身丁米是歷史遺留問題,漳、泉、興化三郡官府變換手法,把交納現金的身丁銳改為身丁米,并用官斗訂正,增加稅賦。真宗朝已詔減了,但此三郡身丁錢被折為米依舊交納,蔡襄看到三郡人民的悲慘生活,特上疏請求減免身丁稅,在蔡襄等人努力奔波下,終獲準詔減。他不僅關心民眾生活,也同情地方軍兵廂軍的生活,是時閩地被派往廣東、廣西駐防的廂軍,多是貧苦饑民。路途遙遠,水土不服,許多人染瘴毒,又得不到治療,軍人傷亡大半,因而每次新兵出發,與其父母、妻子決別,哭聲盈野,慘景難忍。蔡襄非常同情軍人處境,他上疏仁宗 《乞廂軍屯駐廣南只于此近軍州節次那移對替札子》,向仁宗建議:“只乞于近比州軍節次那移對替,年歲升之,存救人命,不可勝計。”這一請求獲仁宗批準,此后福建廂軍改在附近州軍屯駐和更戌,避免了許多士兵的無謂死亡。

  在濟世安民上,他注意監察發展地方經濟、關心民眾生活。他任地方官期間,重視興修水利,保證農田灌溉。在知福州任內,命屬縣疏導渠浦,擴大水利灌溉。嘉佑二年(1057)冬,據閩、侯官兩縣不完全統計,疏導浦渠 245 條,長度達二百幾十公里,受益耕地在三千六百公頃以上。

  任福建轉運使時,恢復莆田五塘水利尤為突出。興化平原原有勝壽、西沖等五處古水塘,退鹽咸,保灌溉,受益面積達一千余頃,農戶計八千余家。仁宗天圣、寶元年中,形勢戶陳清等請修建秋蘆以續灌溉,廢五塘為湖田。結果原灌區農田年年干旱,只有一百多頃湖田,三十余家官戶、形勢戶得利。蔡襄察知民隱,斷然奏請恢復五塘,廢湖田,興水利,為民造福。在泉州,他鼎力支持建造洛陽橋,在海灣開闊、撐渡不易的萬安渡架起橋梁。“長虹臥波人爭越,閩海四州變通途”。同時,他還令人從福州到漳沿途州縣干道兩旁種植松樹,民謠贊曰:“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三、蔡襄監察理論的當代價值

  從中國古代治國的理念來看,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套監察制度,以監督其治國方略的實施,只是各朝君主聽諫與納諫的態度不同,以及執行監察的監官負責與否,結果截然不同。賢明的君主有聽諫和納諫的胸懷與雅量,能傾聽諫言治理好國家,造就天下升平;昏君聽不進忠言,其朝政就弊端百出。而諫官也有責任,諫官忠直與否,其諫諍的言行直接影響時世升平與混濁。蔡襄、歐陽修等一批諫官處于北宋仁宗朝,仁宗皇帝在歷史上不算昏君,他也想治理好朝政,只是智慧平庸,制定不出高超的治國方略,他任命蔡襄、歐陽修這批清廉剛正的諫官,為其出謀獻策,才有 “諫官風采傾天下”曇花一現時期。蔡襄在察院擔任諫官以及他所演繹的監察言論,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監察理論,他所參與的監察實踐,造就鯁亮正直的諫官形象,直聲震朝野,在北宋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蔡襄監察言行迄今千年,今天看來,還閃爍著時代光芒,還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與時代價值。現歸納以下諸方面供借鑒。

  1. 剛正不阿的精神

  蔡襄作為朝官不僅沒與丑惡勢力同流合污,而且往往因腐敗問題拍案而起,加以揭露,與之斗爭,矛頭集中對準官場的黑暗與腐敗。升為諫官,他在諫垣上大膽揭露正在得勢的奸臣呂夷簡、王舉正、晏殊、李淑、梁適、陳執中等。揭露攻擊正在得勢的奸臣,就如委身以伺虎,多會被虎所咬,輕則受傷,重側致命。而蔡襄不顧身已安危,不斷發起對得勢奸臣的攻擊,今天看來,其對惡勢力不畏權勢的剛正不阿精神,還值得贊揚,值得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 《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所說的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決不是一句空話。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法違紀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3]中國共產黨在中華大地上執政半個世紀多了,歷屆中央領導都提到反腐倡廉,但從來沒有像一屆中央領導放這樣的狠話,這說明新一屆黨中央已看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唯有揮起鐵拳猛打,才能保住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外電評論:“中共反腐鐵拳打到貪官痛處”———至 2013 年底,全國有 18.2 萬黨員干部受到查處,其中高官 31 名,[4]2014 年1—5 月份,又有省部級高官落馬 10 名[5]。

  2. 敢于直諫的勇氣

  直諫多是對上司或最高統治者而言。作為諫官,敢不敢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直指其過失,這是區別監官忠直與投機取巧的試金石。

  蔡襄在整個諫垣上的可貴之處,就是敢于進諫,講真話。講真話謂之忠言,忠言必然會暴露社會的陰暗面,會得罪人,令人怨恨。實際上人主有過失,諫官最近密,如果諫官不盡言,人主從何而知變更呢?蔡襄在向統治者上的奏疏里,如《黼扆箴》《言災異》《別疏》等,都毫不隱匿地直指君主,如說到災異就直指 “君臣上下之闕失也”。在專制社會里,人們往往只能有一種思想方式和講話方式,官場更是如此。蔡襄這些鋒芒畢露的諫官,有時會冒坐牢殺頭的災禍,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

  蔡襄的言行,激起人們的反思,也給人們啟迪。作為千年之前的封建時代官僚,能為國為民大膽諫諍;一千年后,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有什么丑惡現象不敢揭露,還有什么腐敗現象不敢抨擊?大家要有蔡襄敢于直諫的勇氣,發揮正能量。“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堅決反對一切消極腐敗現象,堅決不搞特權,始終保持共產黨員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任何人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依紀依法嚴肅查處,決不姑息,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6]

  3. 關心民瘼的情懷

  人民是國家主體,是執政者的衣食父母。“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代統治階級,賢明的為國家昌盛富強、人民的幸福安康著想;腐朽的只顧自己享樂,不管人民死活,這是監官監察之職,是衡量監官好壞忠邪的標準。蔡襄是監官,首先他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君子,是個賢者,人格之師”。“他一生關心民間疾苦,時時處處為民眾著想。”“古往今來,大凡受民喜愛的官員,多半是敬業而愛民者,多半是智者仁者。智者慮事非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用心不在一已之便安,而求有益于國計民生”。[7]

  蔡襄正是這樣的人,他作監官,講治國平天下之術;他任地方官,懷忠心愛民之誠,求裕民之福。他一生贏得人民的喜愛與敬重,這是很自然的。

  千年前蔡襄的言行,正是我們共產黨人所倡導的。聽習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 中講到一段話,字字句句暖在心頭:“對各類困難群眾,我們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時刻把他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關心他們的疾苦,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鄭板橋有一首詩寫道:‘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我們共產黨人對人民群眾的疾苦更要有這樣的情懷,要有仁愛之心、關愛之心,更多關注困難群眾,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平。”

  這是共產黨人的心聲,治國安邦的良藥,“實干興邦,空談誤國”。[6]

  4. 勇于伸張正義的人格

  蔡襄所以贏得“前無貶詞,后無異議”的贊譽,是他生前除了揭露抨擊官場腐敗,還由于他常為受冤的賢人鳴不平,試舉幾例:范仲淹、余靖、歐陽修、尹誅因堅持正義而被貶,他稱之為“四賢”。他寫的《四賢一不肖》詩名動京師,為千古絕唱。

  《乞用韓琦、范仲淹》奏議,作出“講賢退邪”的著名論述:“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并退眾賢并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如今有口皆碑。

  當殿冒死諍救唐介,震驚朝野。監官唐介不避權貴,攻擊宰相文彥博,觸怒皇帝,貶去春州。蔡襄奮起拯救,在仁宗盛怒之下,舉朝無人敢進諍,唯獨蔡襄,以右正言身份,敢于冒死趨前,“茍利國家、豈顧后果”。令當朝百官贊嘆不已。

  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處分太重了,蔡襄為之辯護,建議“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南京呂泰因犯法而被降官責廢,蔡襄為之辯護:“事出仇人,情輕法重屬冤枉,應矝憫”。

  伸張正義是我黨一貫作風,解讀蔡襄勇于伸張正義的言行,光明磊落的人格,更加堅定了人們為人民伸張正義的信心和勇氣。

  蔡襄是中華民族史上的優秀人物,在封建專制年代給民眾透出一道亮光,其監察思想猶如一把利劍,在當時直接刺痛貪贓官員,今天,它還在閃光,對反腐倡廉不無時代價值:它威懾、打破腐敗官員“殺頭不要緊,有錢就是真,栽了我一個,幸福幾代人”的美夢。它告誡人們,反腐倡廉長抓不懈,拒腐防變,警鐘長鳴,這就是蔡襄監察思想的當代價值。
  
  參考文獻:

  [1] [宋]蔡襄. 蔡襄全集[M]. 陳慶元,歐明俊,陳貽庭,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2] [清] 徐松. 宋會要輯稿:卷 63[G]. 北京:中華書局,1987.
  [3] 新華網.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 [EB/OL]. (2013 -01 -22).
  [4] 參考消息. 境外媒體:中共反腐鐵拳打到貪官痛處[EB/OL].(2014-11-18).
  [5] 半島都市報. 5 個月 10 名省部級高官落馬[EB/OL].(2014 -06 -02).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論群眾路線———重要論述摘編[EB/OL]. (2013-07-08).
  [7] 林其泉,陳慰錠. 試論蔡襄的官德[C]// 林怡瑞. 蔡襄學術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福建省蔡襄學術研究會紀念蔡襄誕辰 99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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