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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對魏瑪時代的理論危機解讀

時間:2014-07-10 來源:學術堂 所屬分類: 政治思想史論文 本文字數:5407字
論文標題

  一

  在一九三○年的一次演講中,希特勒立下“合法性”誓言,發誓要放棄暴力手段,轉而訴諸自由民主制的合法程序來通向權力之巔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以合憲的方式達成目標。憲法所提供的只是方法,而非目標。我們將通過合乎憲法的方式贏得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根據我們的理念來重塑德國。”

  希特勒做到了這一點。在一九三○年秋天的大選中,納粹黨的席位從一九二八年的十二個增加到一百零七個,一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 ;一九三二年四月的選舉中,納粹黨與德意志國家主義者結成的聯盟控制了大約兩百個席位,成為相對多數派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德國總理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利用一天前發生的“國會縱火案”發布“人民與國家保護令”,懸置了魏瑪憲法中關于個人自由的條文。

  短短三年之間,希特勒合法地上臺,合法地宣布例外狀態,合法地終結魏瑪共和國,合法地宣告第三帝國的誕生,在此期間,魏瑪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制度束手無策,毫無還手之力。自由民主制的敵人竟然能夠利用合法的手段從內部推翻自由民主制本身,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在法學界和政治理論界引發了經久不衰的爭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論題就是“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之辨。

  簡而言之,在“外在正當化”資源(無論是父權制、自然法、神圣意志,還是傳統特定人群的自然優越性或者政治生活的自然性)被耗盡的現代性背景下,曾經可以互換使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發生了斷裂,如果僅僅訴諸程序主義的構想,就有可能使“正當性萎縮成合法性”,喪失超驗的或者道德的維度。因為人定法既可以是“良法”也可以是“惡法”,如果只有合法性這一維度,缺少正當性的掣肘,則希特勒以及二十世紀層出不窮的各色專制政府和極權政府都有可能以合法性之名大行其道。因此,在人定法無法再從“一種更高的法中獲得自身的正當性”的今天,嚴格區分合法性與正當性至關重要。

  令人深思的是,合法性與正當性之辨并非對魏瑪失敗的后見之明,恰恰相反,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有三位杰出的魏瑪公法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激辯過相關問題,他們分別是日后變身為納粹桂冠法學家的卡爾·施米特,實證主義法學家漢森·凱爾森以及社會民主立場的赫爾曼·海勒。

  如何理解這場思想論戰的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它對于魏瑪時期的現實政治究竟有何影響,是加拿大政治哲學家大衛·戴岑豪斯在《合法性與正當性》中試圖回答的主要問題。全書共分五章,除最后一章探討魏瑪對于當代英美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教訓外,戴岑豪斯把論述重點集中在魏瑪時代的理論危機上,這是因為作者確信,只有把問題帶入“生死攸關”的情境下,“才能使政治哲學和法哲學得到最好的理解”。

  二

  流俗觀點認為,身為納粹德國的桂冠法學家,施米特從骨子里就是一個納粹的死忠粉,但是戴岑豪斯告訴我們,至少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施米特不是納粹黨的支持者,他“并不希望在建構具體秩序時,納粹在其中起到任何作用”。

  施米特把魏瑪共和國的癥結歸咎于自由主義理論,他把凱爾森鎖定為首要的理論敵人,認為“必須揭露這個自由主義幻想家的理論,以促成真正的德國式的法律思想”。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合法性與正當性》中,施米特批判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是“自我顛覆”的原則,由于它拒絕區分敵友,秉持“機會均等”的理念,從而使敵人有可能利用合法的渠道去攫取權力,一旦敵人獲得權力,就能夠“在進入合法性的大門之后關閉此扇大門,而那些在門外猛敲大門的政治反對黨,則被當作普通刑事罪犯”。必須承認,這一論斷對于魏瑪的崩潰和納粹的上臺都極具先見之明。

  但是正如戴岑豪斯所指出的,施米特的危險性在于,雖然起初他并不認同納粹黨,但是“一旦希特勒真正掌權,施米特和其他保守派沒有任何哲學思想為依據來反對他,只能對希特勒表示歡迎”。施米特會對希特勒表示歡迎,不僅出于“懦弱的個人動機”,更是因為“施米特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的思想,與其在最高產的納粹期間所發表的眾多論文著作之間,并不存在任何的斷裂”。換言之,是理論上的親和性而非哲人自保的沖動,讓施米特最終投向了法西斯。

  戴岑豪斯以施米特最為臭名昭著的文章《元首保衛法律》為例,證明施米特擁戴希特勒,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施米特的基本政治理念 :“希特勒區分了敵友,謀殺事件即是證明,他還明確地把自己設為最高權力淵源和所有權力與法律的法官,而且掃除了魏瑪時代的自由主義和議會主義神話。最重要的是,他將自己樹立為實質性同質性統一體之德國人民的代表,實現了施米特格外重視的民主同一性。不僅如此,那些為希特勒之愿景(某些方面已經變成現實)而激動不已的群眾歡呼,毫無疑問正是實現了從缺席到在場。”

  然而正如戴岑豪斯所言,我們要徹底地否定施米特的價值立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施米特的問題意識以及他對自由民主理論的挑戰。決斷、主權、例外狀態和政治性,施米特思想中的這些關鍵詞都是自由民主理論必須正面考量和應對的問題。

  三

  在某種意義上,無論施米特、凱爾森還是海勒都接受了馬克斯·韋伯對于現代性的診斷—這是一個“除魅”的時代。面對諸神競爭、僵持不下的多元主義格局,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有兩條 :要么選擇道德實在論、重返一元論,要么投靠價值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前者意味著不合時宜地堅守前現代的“外在正當化”道路 ;后者意味著接受正當性的心理學解釋,從此正當性很可能淪為粉飾太平而任意涂抹的“道德口紅”,因為人民對于統治秩序之正當性的相信,極有可能建立在“對間接制裁的恐懼和服從,同時也建立在對個體無力感的體認和別無選擇(即受到束縛的個人想象力)而造成的唯命是從上”。如果對上述選擇都不滿意,那就只能篳路藍縷,在道德實在論與價值虛無主義之間努力走出第三條道路。

  凱爾森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他堅決反對任何對法律做形而上學的、神學的以及倫理與政治的理解,主張法律是由規范組成的系統,所以他任由“正當性萎縮成合法性”,這當然是一條自廢武功的不歸路。施米特主張“正當性產生自合法性”,表面上在走第三條道路,骨子里仍是一個改頭換面的價值虛無主義者,因為他的根本邏輯是,既然政治的神學基礎已經無可挽回地失落了,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就只能是區分敵友的主權決斷,這種從神學的絕望迅速擺蕩到決斷主義的兩極化思考模式,不僅隱含著最危險的虛無主義傾向,而且讓施米特最終倒向對“法西斯強人”的擁戴。

  相比之下,只有海勒真正在走第三條道路。海勒批評凱爾森不加區分地把所有國家視為“法治國”從而成為“專制最好的領路人”,為避免重蹈凱爾森的覆轍,海勒從施米特身上得到啟發,認識到決斷與主權對于政治的重要性,試圖“為高度政治性的法治概念做辯護,以便在面對法西斯右翼的進攻時能夠捍衛和發展民主”。為實現上述目的,海勒一方面堅持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制度與價值,另一方面又試圖把正當性概念納入法律體系之中,在合法性中重新發掘正當性,為自由民主制夯實地基、筑起高墻。

  作為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海勒不認為存在所謂“民主制的危機”,因為即便像施米特這樣的反理性主義者,為了要賦予獨裁者以正當性,也仍然需要披上“人民主權”的外衣,用“民主”去粉飾專制體制。由此可見,真正的危機不在于“民主制”而在于“民主的主要媒介—議會制”。議會制雖然問題多多,但是海勒認為它作為民主的技術性媒介仍舊是必不可缺的 :“議會民主制的基礎是相信人民具有理性的本質,人民能夠用理性來控制激情,通過公共的、理性的議會程序來解決政治沖突,而不是通過暴力和訴諸神意的干預。”換言之,議會制需要的是改進而非顛覆,“只要民主制還存在,議會制就是適合的形式”。

  施米特思想的分裂性表現在,“一方面渴望政治(當然是他所理解的敵友之分的政治觀)充滿生命力,另一方面又不計代價地追求穩定與秩序”,這種分裂性讓施米特最終成為納粹德國的同路人。與之相比,海勒承認“政治意味著沖突”,但是他反對以暴力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堅持以“辯論原則”為核心的議會制民主;海勒關注秩序的維護,但他不是為了秩序而秩序,而是強調維護秩序的要旨在于維護“法律秩序”。反映在例外狀態上,施米特念念不忘的是主權者的決斷時刻,而海勒卻始終堅守憲法和法律的至高無上性 :“無論政治沖突的嚴重程度如何,宣告緊急狀態的目的必須是恢復到常規的、憲法的狀態下,該宣告行為才是有效的。這種對緊急狀態的理解就意味著,緊急狀態的定義及其解決方式,都應以法律為依據。”戴岑豪斯認為,面對魏瑪時期的正當性 / 合法性危機,海勒的社會民主立場是最有希望的一種解決方案。

  四

  中國文人向來有“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的自我幻想,戴岑豪斯不一樣,他雖然濃墨重彩地分析魏瑪時期的理論危機,但絕不會倒果為因地認為是理論的危機引發了現實的危機。正如他所說,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不可以歸咎于凱爾森的法律實證主義,也無法歸罪于施米特的法西斯理論。同樣的,戴岑豪斯雖然對海勒的理論贊賞有加,但也不認為它能夠阻擋猖獗的法西斯浪潮。

  作為一場失敗的民主試驗,魏瑪共和國可謂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一九一九年魏瑪誕生之初就籠罩在“背后一刀”的陰謀論敘事之中,普通民眾深信“一戰”失利本可避免,魏瑪憲法和民主政府是出賣民族利益的產物,強烈的民族屈辱感讓人們越發懷念曾經的帝國榮耀,并呼喚政治強人的來臨。此后,魏瑪共和國長期處于動蕩不安中,無論共產黨、納粹黨還是普通的德國民眾,對魏瑪體制都表現得極為冷淡甚至積極反對。也正因如此,戴岑豪斯才會支持如下斷言:“魏瑪的根本問題既不是憲法的問題,也不在于法律理論,而是因為缺少足夠多擁護民主的人。”個人認為,這是目前為止對于魏瑪失敗最為精到的解釋。

  政治正當性的核心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和社會凝聚力的問題。這個道理不難理解。雖說政治的母題是強制與服從,但是正如盧梭所說 :“即使最強者也不能總是強大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權力轉化為權利以及把服從轉化為義務。”這一轉化的過程不是別的,就是政治權力正當化的過程。

  當施米特說“所有的法律秩序都建立在決斷而不是規范的基礎上”,他的確說出了一部分的真理,但是正如揚·維爾納-米勒在《危險的心靈》中所指出的,自由主義者能夠接受,政治秩序最初建立于決斷之上 ;自由主義者也能接受,政治秩序在面臨真實的生死存亡時刻時需要引入決斷。就此而言,當魏瑪憲法處于生死攸關的危機時,的確需要當時的社會民主黨“拿起武器來捍衛魏瑪憲法”。

  但是,僅有決斷是不夠的,自由主義者不會認為一個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在根本上是奠立在決斷之上的,恰恰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只可能奠立在對所有公民的公共證成之上。正是這種公共證成使得政治正當性具有了超越程序合法性的道德維度,也正是這種公共證成讓自由民主制擁有比極權體制更加穩定的秩序,因為它能夠持續產出自我支持的公共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

  政治意味著沖突,如果有人相信終有一天沖突會消失,人類終將在一系列問題上達成和諧完美的共識,那么這是一個過于天真的幻象。但是認識到沖突永難被超越,絕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接受施米特的政治觀—政治就是敵友之分,就是通過斗爭實現高度的“政治同質性”。事實上,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包括成熟的人類心靈,都會認識到即使沖突永遠存在,我們仍然應該盡一切努力借助民主的程序和法律的技藝將沖突去暴力化。

  有人以偏賅全,將魏瑪的失敗視為自由民主制在本質上軟弱無力的鐵證,這些人一定忘記了,無論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由民主國家都是勝利者,時至今日這個星球上最強盛的國家—無論你是喜歡還是討厭—也還是自由民主國家。曾經有學生在課堂上追問羅爾斯的哈佛同事伯頓·德雷本,如果羅爾斯遭遇希特勒,他將如何用他的正義理論說服希特勒?德雷本沉默片刻,告訴這個學生,對于希特勒這樣的人,我們根本不會試著和他說理,而是“給他一槍”。換言之,自由民主制不是沒有自己的牙齒,它只是不常使用它罷了。

  辯論與獨裁是對立的兩極。相比膩膩歪歪、議而不決的議會民主制,顯然那種不由分說、斬釘截鐵的獨裁專制更得施米特的賞識,借用最近在中國學界流行的話語,這就是所謂的“男子氣概”和“政治成熟”的體現。但是在我看來,那些在政治舞臺上追求高光時刻和戲劇化場面的人其實是“除魅時代”殘余的野蠻人,他們不信任人類通過理性對話達成共識的能力,不欣賞法律程序可能帶來的公平正義,不相信政治權力可以被關在籠子里,他們眼中的世界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例外狀態永遠多于常態政治,主權決斷永遠高于憲法和法律,為了確保政治的嚴肅性,為了不墮入到自由主義挖掘的深淵,就必須要由元首、領袖或者國父這些“地上的上帝”來拯救人類,總之,除非至高權威以某種人格化的形象出現,他們就無法思考也無法行動。

  列奧·施特勞斯曾經不無遺憾地感嘆說,因為納粹德國和法西斯制度的出現,使得“本遭懷疑的民主政治儼然又成為黃金時代”。

  這個判斷大致不差。伯頓·德雷本就曾經底氣十足地宣稱 :“我們不是在為這樣一個社會(自由民主社會)做辯護。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在今天只有傻子才不愿意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面。羅爾斯的一大優點就在于他不會浪費時間去討論獨裁政體或極權政體。”羅爾斯是幸運的,因為他無需再和獨裁政體的支持者纏斗不休。但是即便如此,他仍需為自由主義的正當性而殫精竭慮,因為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和社會凝聚力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戴岑豪斯此書看似與中國問題無關,細想卻是休戚相關。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制度,都必須直面“生死攸關”的正當性質問 :在建立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之后,這個制度能否繼續自我產生出對自己的充分支持,它能夠依據什么樣的政治價值來贏得公民對它的忠誠?如果可以,那是因為什么,如果不可以,我們又能夠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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