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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視域下的西方政治思想演進

時間:2014-07-09 來源:學術堂 所屬分類: 政治思想史論文 本文字數:12553字
論文摘要

  現代性突出地表現為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在古代社會,自我的理解必須在一種外在的框架中進行,如果缺乏外在的宇宙秩序作為參照系,自我對自身是無法把握的。按照古希臘哲學目的論的宇宙觀,宇宙中的每個存在者都有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去表現或者實現造物主創造它時賦予它的那個本質的功能。只有當自我表現或實現造物主賦予我們的那些本質或功能時,我們的生活才會變得有意義。也正因如此,在古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公民與城邦、上帝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公民生存的意義和價值需要借助公共生活的參與或對上帝天國的沉思才能獲得。與之相反,現代政治凸顯了個體的權利觀念,將個體的權利視作神圣的東西,任何其他個體、社會和國家都不應該任意干涉自我的自由。與之相對應,國家和社會被視為實現個體利益的工具,它們的意義和價值在于促進自我權利的實現。

  無疑,這種以個體權利為取向的政治哲學,提升了自我的理性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使自我成為自我存在、自我發展和自我決定的存在者。但是,現代政治割裂了自我與社會、自我與國家的關系,將自我視為完全自足的存在者,將其看作為個人的現代財富,它只需要解除外部的束縛就可以將自己充分表現出來。對于“自我以外的一切都源于自我,為了自我并為自我所決定”這一政治原則,黑格爾表示了強烈不滿,在他看來,社會和國家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它的各個部分都作為一個有機體的成員而彼此關聯著。因此個人并不是服務于一個與自己相脫離的目標,而是服務于一個更大的目標,這個目標是自我身份的根源。因為只有在這個大生命中,他才成其為這個個體。

  一
  
  在古代社會,盡管存在一個個具體的人,但是個體觀念是不存在的,個人并沒有獲得不受任何外在專制權力控制的獨立空間。即使在民主異常發達的古雅典,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觀念,即“擁有一個不受外在專制力量所控制的獨立空間”也是不存在的。相比起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古雅典人盡管實現了一個公民相對于另一個公民的獨立性,但是相對于城邦這一外在的力量,單個的公民是不獨立的。在古希臘,公民對城邦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城邦領土的狹小以及公民集團的封閉性和排外性,帶來了城邦內部緊密的生活,促使公民內部產生一種獨特的心態。他們將自己看作城邦這一有機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公民的財產、家庭、利益、榮譽、生命,乃至死亡以后的靈魂等等都屬于城邦。古希臘因之也出現泛政治化現象,政治滲透到公民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的公正、個人的幸福以及欲望的滿足等等,都成為一些必須經由城邦加以界定的范疇。擁有絕對權力、無所不及的城邦對公民生活進行著廣泛的干預,這是古希臘城邦政治不同于現代政治的顯見特征。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曾對這一點做過精辟闡述:

  在古代人那里,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在所有私人關系中卻是奴隸。作為公民,他可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作為個人,他的所有行動都受到限制、監視與壓制;作為集體組織的成員,他可以對執政官或上司進行審問、解職、譴責、剝奪財產、流放或處以死刑;作為集體組織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屬的整體的專斷意志褫奪身份,剝奪特權,放逐乃至處死。

  ①城邦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著全面控制,其最終的結果是公民與公共權力之間沒有明晰的界限,個人的一切湮沒在城邦的權力之網中,因此完整的政治權利意義上的個人并不存在,只存在生理意義上的個體,個體因之也沒有在私人利益基礎上形成的特殊目的、愛好和需要,個人受整個城邦集體意識的支配。“生是城邦人,死是城邦鬼”的觀念是深入到每個公民內心之中的。特立獨行的蘇格拉底盡管把自己比作“叮咬城邦的牛虻”,但在其內心世界中,對城邦的忠誠和依戀感是異常強烈的。面對朋友克里托勸其越獄逃跑的勸告,他所做的回答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你那么聰明,竟然會忘記你的國家比你的父母和其他先祖更加珍貴,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在諸神和全體理性人中間擁有更大的榮耀嗎?你難道不明白應當比敬重父親更加重視國家,應當比消除對父親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對國家的怨恨嗎?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國家,那么你就必須服從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它加諸你的任何懲罰,無論是是鞭笞還是監禁,對嗎?如果國家要你去參戰,你會負傷或戰死,但你也一定要服從命令,這樣做才是正確的。

  ②個體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城邦的命令,這一點在古希臘人看來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在古希臘人的視野中,城邦不是個體意志的自由結合,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契約產物,相反,它是一個自然存在物,個體與這一有機體之間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城邦是一種自然的產物。對于城邦這種最高的社群,他在《政治學》中是通過對它與家庭、村落的關系的說明來闡述的。在他看來,城邦來自于村落,而村落來自于家庭,家庭是相對于城邦而言的最小的單位。家庭是由兩種基本的關系構成的:夫妻和主奴。夫妻之間因自然的力量即繁衍后代而結合,主人和奴隸因才能不同而結合,這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它們都是由自然的力量而非人為的力量驅使的產物。既然構成城邦的基本元素---家庭是自然的產物,那么城邦必定也是一種自然的產物。如此一來,無論是家庭、村落,還是今天看來帶有濃厚人為色彩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指出,使得共同體能夠從家庭走向村落,最后走向城邦,其中必定有一種內在的驅動力發揮作用,最終使得家庭發展成為城邦。

  在此,亞里士多德展現了他“四因說”中的“目的論”觀點。他認為,城邦是其先前社群組合的目的,而自然正是它們內在本性的展現。所有的東西,比如一個人、一匹馬或是一個家庭,當它生長完成的時候,我們就見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件事物成長的目的就在于顯示其自然本性,而我們在城邦這個終點也看到了共同體的自然本性。對此,亞里士多德論述道:“如果早期的共同體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為這就是它們的目的,事物的本性就是目的;每一個事物是什么,只有當其完全生成時,我們才能說出它們的每一個的本性,比如人的、馬的以及家庭的本性。終極因和目的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

  ①可見,城邦不是基于人類理智的構造物,而是基于人的自然屬性而自然演化、自然生成的有機體。

  城邦是一個更大的人。人只有在社會團體的終點即城邦中才能最終完成他的存在目的,顯現他的自然本性,即生來就有合群性的政治屬性。正是這種過群體生活的自然本能,驅使著家庭向城邦演化。人不以群居于家庭和村落當中為滿足,這是因為這些社群只能解決人們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需要,還沒有達到完全自足的境地。而為了過一種完全自足的生活,人們必須生活在城邦之中。進入到一個更大的社群中參與公共事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低層次的需要,同時也是實現自己真正作為一個人所必需的。如此一來,人進入城邦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它如同鳥兒在天空飛翔、魚兒在水里游一般。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脫離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個鄙夫。”

  ②城邦是自然存在物的觀點,既表明城邦有一種類似于動植物的自然生長現象,也表明了城邦的整體性,構成城邦的各元素之間休戚與共的特點。城邦之于個別公民猶如有機體之于其各個構成部分。

  城邦對于每個公民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公民一旦脫離城邦的生活,離開城邦的庇護,將會寸步難行。既然城邦相對于公民如此重要,那么每個公民必須以城邦這個公共的大我為基本指針,時刻反省和審察自己的內心,拒絕私利,維護城邦的公共利益。

  城邦有機體的觀點實際上突出了人的社會性,即非自足性的一面。這一點與自由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自由主義強調自我的自足性和完滿性,認為自我擁有的東西不對外在的他者有任何欠缺。而有機體的觀點“表現出了關于世界的結構及其人在其中的位置的基本原理。物質機體及其與成員之間的關系模式,表現了自然或上帝所設計的、用以維持社會和歸屬于社會的單個人之間適當和自然的關系。

  它所暗示的是,每個人就其自身來說都是根本不完整和不充分的”③.城邦不僅對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十分重要,而且參與城邦公共生活本身也是富有德性的事情。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公共活動的目的在于促進善的實現,在于促使公民德行的提升。一個不講究倫理道德意義、只注重物質追求的群體不能稱其為城邦。他認為,城邦并非一個政治利益角逐的場所,并不是各個利益團體爭奪自身利益的舞臺。城邦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善的實現;如果城邦僅僅是為了生活,那么奴隸、野獸都可以組成城邦。因而在亞里士多德的視野中,城邦必須擁有崇高的目的,按照現代所設想的商品交易、抵御外敵、權利保障的實現等,這些都不是城邦的真正目的。城邦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廣大公民提供一個相互交流的場所,通過政治實踐活動,使每個公民的德行得以提高,共同促進善的實現。

  二
  
  基督教政治哲學一改希臘政治哲學對城邦的贊美之情,將所有道德的和倫理的東西都交給了上帝,國家成為一種不潔的人世間的俗物。基督教二元政治將政治和宗教、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區分開來。“上帝的東西歸上帝,愷撒的東西歸愷撒”,使政治非道德化了,國家被剔除了倫理和道德的意蘊。

  例如,奧古斯丁就認為,國家無非是塵世生活中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而已,依靠它并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他對生活于塵世生活中的人們做了這樣的質問:“你們渴望和平、繁榮與富足,但你們的目的絕不是公平地,也就是說,適度地、清醒地、有節制地、虔誠地利用這些福祉。你們的目標毋寧說是對各式各樣無窮無盡的低級享樂的狂亂的滿足,因此在你們的繁榮中將滋生出一種道德的瘟疫,它比最殘暴的敵人還要壞一千倍。”

  ①既然塵世的國家體現的是人對人的統治,是野心與貪欲的結果,那么善的實現、德性的提升只有通過皈依基督教、進入天國才能實現。

  這樣,在基督教的觀念中,國家絕不是正義和善的化身,充其量是一群有理性的動物由于對所愛之物的共同認識而結成的聯合體。基督教政治哲學中的國家觀念對后來的自由主義國家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自由主義觀念中,政治的本質無非是利益相關方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而進行的博弈。這一過程與市場競爭的法則十分相似,即爭奪權力的競爭者必須依賴公民的選票數量以決勝負,這是一種“選票的投入和權利的產出”的有規則的生產模式。國家是一個需要小心謹慎對待的對象,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它是人們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得不建構起來的惡的東西。也正是基于對國家性質的惡的定位,自由主義對國家抱有小心謹慎的態度,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方式防止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侵犯。

  正是從基督教政治哲學開始,國家附著上了污點,從事政治活動也不再是一件充滿倫理和道德意蘊的事情。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就延續了這一觀點。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對人類有史以來政治生活的實際圖景進行了總結。在他看來,國家存在的價值和目的不是為了先驗的正義和道德良善,不是為了救贖墮落的人類,政治不是一種道德活動,而是一種因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系而引起的社會沖突,是由人的各種欲望而引起的斗爭。政治本身是邪惡的,其手段是邪惡的,政治活動的核心---公共權力也必定是邪惡的。人們圍繞權力展開的斗爭和統治者通過權力進行的政治統治,實質上是人在社會中圍繞利益而進行的角逐和強者對弱者的欺騙與壓迫。判斷一種政治行為是否得當,不是根據行為者的道德意圖,而是根據這種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和政治后果,凡是有利于達到政治目的的就是正當的。為此,他奉勸君王們,要丟棄所謂的仁義道德,只有不擇手段地使自己增強實力并取得權力,才能在政治斗爭中成為強者,取得勝利。

  政治活動并不是一個行善的過程這一觀點在后來的自由主義發展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無論是霍布斯關于人性自私而殘暴的論斷,還是漢密爾頓關于“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②的警示,無不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創始人休謨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必須把每個人都設想為無賴之徒確實是條正確的政治格言。”

  ③在他看來,在政治生活中,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都是無賴。人性的幽暗盡管是不盡如人意的,但卻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根本問題。政治活動從根本上而言不是改造人性,不是將人變得大公無私,而是為了調整人們對利益的算計,使他們的眼前利益能夠與長遠利益相協調。

  三
  
  如果說基督教政治哲學與古希臘羅馬政治哲學呈現出很大的差異的話,那么它們二者與現代政治哲學則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差別。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所開啟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可以歸于現代性的行列。現代性意味著自我的理解由群體主義向個體主義的轉變。現代性不再將社會看作首要的東西,而是將社會看作達到某種目的而自愿結合在一起的聯合體。個人不再僅僅是社會的產品,擁有有限的自主性,相反,卻獲得了無限的獨立自由。自由主義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個人主義思想的產生,正是現代性的突出標志。從本體論角度講,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主張個人先于社會而存在,個人是本源,社會是派生的。社會、國家是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某項權利或利益而組合成的人為機構,除了個人的目的之外,社會或國家沒有其他任何目的;從認識論角度講,個人主義否認關于客觀絕對真理的存在,認為真理都是主觀的,具有個人的成分;與之相對應,倫理意義的個人主義否認道德價值的絕對性,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善與惡,善惡不是事物內在固有的屬性,而是個人主觀意向的產物。總之,自由主義將群體本位的價值讓位于個體本位的價值,個人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其理論和實踐的努力就是試圖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保障和實現個體的自由權利。

  1.國家:工具化的存在早期的自由主義在論證公共權力的起源時通常采用契約論:在國家產生之前,人們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其中每個人是自由、平等而獨立的,他們平等地享有自然權利。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存在種種不便,為了更好地保護人們的自然權利,自然狀態下的人們經過理性的協商締結契約、構成社會,進而組建政府,由國家來保障人們的天賦權利。

  國家起源的契約論論證模式表明,國家并不是有機體,而是機械構成物,它只不過是人們按照自己的需要構造出來的人造物體。將國家看作為一種無生命的機械構成物,使其變得毫無神秘性可言,它無非是一種人工物體,是一部人造的機器人:主權為靈魂,官吏為骨骼,財富為體力,賞罰為神經,民和為健康,民怨為疾病,內亂為死亡。所謂的“民族精神”、“國家精神”在契約論中是不存在的。正因如此,在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家只是一種世俗的東西,而不是個體精神和道德的源泉,個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一個機械的人工物品頂禮膜拜,無限忠誠。個體之所以對國家懷有好感,最根本的在于它具有保護個體利益的功能。也正因如此,霍爾巴赫明確指出:“如果自由、財產、安全消失了,祖國也不存在了。”

  ①這樣一來,國家內在的價值被清除掉了。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的國家觀與其他流派,特別是與民族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例如,在文化民族主義者赫爾德看來,每個有機體都存在一種天然的、代代相傳的力量,這種力量創造和調節著有機體的生命周期和形式。民族作為一個有機體,它不是一種人為的創造物;相反,是自然的產物,具有內在的獨特精神和稟賦,因之,在民族國家內部,存在一種調節其產生、發展和成熟的內在力量,赫爾德將這種神秘的、難以言說的力量稱為“民族精神”.民族作為一種具有內在精神氣質的整體,表明其成員與它是不可分離的,對祖國加以效忠而非對其評頭論足,是公民的基本責任。

  國家從根本上是一種機械構成物,實際上降低了國家的地位,拔高了個體的地位。按照契約論的觀念,從存在的先后順序上看,個體是先在的,社會和國家只是個體通過理性的方式締結而成的。從個體完整性的角度而言,“個人在本質上是他自身以及能力的所有權人,而他擁有這些并不對社會有任何欠缺”②.個體所具有的權利是天賦的,而非在社會國家中生成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這些權利是天賦的,社會、國家以及他人無權加以剝奪和干涉,除非侵犯到其他人的權利。

  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將附著在國家身上的道德的倫理的東西剔除掉了,國家變成了一種實現個體利益所必需的工具。國家在本質上是惡的,是人們不得不依賴但同時又需要謹慎地加以防范的對象。國家是一種必要的惡,因此對于國家要采取提防的態度。對國家的這種定位使得自由主義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限制國家權力,防止其侵犯個人的自由。無論是洛克等人對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重視而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抑或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分權制衡理論所強調的“以權力制約權力”,還是托克維爾等人強調市民社會的建構進而實現“以社會制約權力”等等,無不明顯地體現著這一點。總之,在個人和國家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力圖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使國家這一“守夜人”不要干預個體的獨立性。

  自由主義不僅對國家懷有戒備之意,同時也對來自社會的威脅抱有充分的戒備。隨著民主時代的到來,來自于國家專制權力的威脅已不再那么突出,但是個人自由卻因此而面臨一種新的威脅,即來自于由人們組成的社會集體本身。在專制時代,自由是通過建立代表機構,對統治者的權力進行限制而得到保障的,這是一種使多數人免遭少數人專制壓迫的自由。但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由于多數統治是其基本原則,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很容易因之而獲得很高的權威,它會在全體人民的名義下,剝奪個體的權利,侵犯個體的自由,導致多數派濫用權力壓迫少數派的后果,由此造成“多數的暴政”.這種社會的暴虐比其他種類的政治壓迫更可怕,雖然它通常并不以極端的刑罰為后盾,卻使人們有更少的逃避辦法。當“多數的暴政”發生時,被傷害的少數個體的權利是無法得到正常伸張的。更為致命的后果是,多數人的力量往往以一種潛在的形式,潛移默化地侵蝕著個性。在大多數人的意見占據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社會的集體意志將會強加給每個人,把整個社會的集體意志轉化成為每個成員的行為準則,個人的獨立、首創、特意和多樣性由此被統統消滅。

  也正是基于對“多數暴政”的擔心,麥迪遜、漢密爾頓等人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指出:“在共和國里極其重要的是,不僅要保護社會防止統治者的壓迫,而且要保護一部分社會反對另一部分的不公。

  在不同階級的公民中必然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數人由一種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少數人的權利就沒有保障……在一個其體制使得強大的黨派能很容易聯合起來壓迫弱小黨派的社會里,老實說,無政府狀態就會像在未開化的野蠻狀態下一樣占有優勢,在那里弱者不能保護自己免遭強者的侵犯……”①2.自我:欲望化的存在自由主義關于自我的假定,也突出了自我的欲望的、感性的成分。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它對理性的理解之中。在古希臘和基督教政治哲學中,理性與德性具有內在的關聯。在古代哲學家看來,理性是指自我對宇宙內在法則的沉思,體現為自我的感性欲望受到宇宙法則的規約。例如,柏拉圖就認為,德行就體現在靈魂的各個部分履行它的特殊功能上,肉體的欲望須接受理性的制約,由此表現出的德行為節制;面對危險的挑戰的勇敢德行,當它表現得如同理性命令它那樣時,就是勇敢。理性本身,當它受了數學和辯證法的訓練,從而能認識到正義本身和美本身是什么,并認識到在其他所有形式之上的善的形式是什么時,就表現出它自己的特定的德行:智慧。

  與古代政治哲學的理解不同,在自由主義觀念當中,激發個人的欲望或貪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行動。霍布斯就認為,生命本身就是運動,一刻也不能沒有欲望,沒有欲望就是死亡,欲望享有一種被置于道德領域之外的至上的獨立性。他認為:“舊道德哲學家所說的那種極終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終止的人,和感覺與映象停頓的人同樣無法生活下去。幸福就是欲望從一個目標到另一個目標不斷地發展,到達前一個目標不過是為后一個目標鋪平道路……因此,我首先作為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向提出來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

  ②在功利主義者的觀念中,這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在一定的程度上說,功利主義是啟蒙思潮能以建立的惟一道德系統。……其道德性要求的‘應該’和人類生理的機械性相一致。”

  ③邊沁認為,求樂避苦是人性的根本,它規制著人類的一切行為,是人類行為的最深層動機和最終目的。“自然把人類置于兩位主公---快樂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們才指示我們應當干什么,決定我們將要干什么。是非標準,因果聯系,俱由其定奪。凡我們所行、所言、所思,無不由其支配。”

  ④由此可見,不像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那樣欲望需要被理性所規約,自由主義對欲望采取了一種非批判的,甚至是放縱的態度。

  在這里,我們看到“理性”的內涵也發生了富有意義的變化。理性不再表現為對某個至高目的的冥想和對善的踐履,它成了一種工具性的東西,其作用是對事實進行分析考察,找出其中的數理邏輯關系,進而為人們實現自己的利益服務。在此,理性蛻變成了工具理性,理性僅僅在事實領域中發揮作用,在價值領域它將保持緘默。理性成了滿足人的欲望的一種工具化的手段,一種理性的制度就是一種使個體的欲望得到合理化實現的設計。

  四
  
  早期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將自我界定為各種自然官能、需要和傾向的集合,與此相適應,社會和國家也被看作是滿足自我需要的工具。在這種理論中,自然目的論被打破了,政治生活成為無內在目的的各種自我的聚合。不僅如此,“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的觀點也被拋棄了:前社會和政治狀態---自然狀態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人們不受公共權力的支配,自我成為一種抽象的、先驗的存在者,缺乏內在的、實質性的關系和內容。

  自由主義的這一觀念受到了黑格爾的強烈反對。黑格爾認為,自由主義的自我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它忽視了人類個體內含著的豐富內容。在他看來,自我絕不是笛卡爾意義上的原子化的、自足的存在,相反,自我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自我”與“他者”是一種互為前提的辯證關系,“自我”只有通過他者,從他者那里獲得承認、確證時,才成其為“自我”.①自我并不是孤獨的、封閉的存在,而是直接地、具體地與他人共同在世。自我不能在抽象的自我關系中形成,如果不超出自身,也就不會生成和認識自己。

  1.倫理和道德的區分黑格爾關于自我的新觀念,突出地表現在倫理和道德的區分上。在他看來,倫理與道德是不同的,倫理是為了促進并維持基于理念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它指涉對我屬的、正在運行著的社會所具有的道德義務,這些義務以固有的規范和慣例為基礎。而道德是指一些抽象的或普遍的道德原則,“如果道德是從主觀性方面來看的一般意志的形式,那末倫理不僅僅是主觀的形式和意志的自我規定,而且還是以意志的概念即自由為內容的”②.同時,“無論法的東西和道德的東西都不能自為地實存,而必須以倫理的東西為其承擔者和基礎,因為法欠缺主觀性的環節,而道德則僅僅具有主觀性的環節,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現實性”③.因而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倫理不是一種個體、主觀、操行以及修養之類的概念,而是一種社會、客觀、生活、關系、秩序之類的東西。在黑格爾看來,個人與倫理的東西之間是偶然性對實體性的關系,個人如何行為,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個人與其生活于其中的倫理實體的關系,“這些倫理性的規定就是個人的實體性或普遍本質”④.個體只有成為共同體的成員,才能獲得最高的、最完滿的道德存在。顯然,黑格爾的這種觀點不同于契約論和功利主義觀點。“根據契約論或功利主義,社會不是獨立個別義務的焦點,更不可能對我們有至高的要求權。此等社會的存在,只是賦予先在的道德義務一個特殊形態。這些先在的義務包括遵守諾言,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⑤在黑格爾看來,契約論者只是抽象地談論個人,強調個性與個人權利,而忽視了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因為人生來就已是國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脫離國家。生活于國家中,乃為人的理性所規定,縱使國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理性國家的理性要求卻已存在……所以國家絕非建立在契約之上,因為契約是以任性為前提的”①.個體的存在絕不是魯濱孫式的獨立的存在,個體存在是被社會規定的、歷史性的存在,個體總是以群體成員的身份參與到社會政治活動之中。

  與之相對應,黑格爾認為,自由只有在倫理共同體之中才具有現實性。這與現代早期的自然權利觀念、社會契約論的論證也形成了鮮明對照。無論是在洛克,還是在霍布斯的思想之中,自由,主要指的是個體的自由。而這種個體自由的存在,指的是個體不受外在力量所干預的狀態。這種外在的干預力量主要是國家的力量。這樣在現代早期的政治哲學家看來,國家是自由的首要威脅。要想保證個體自由權利的充分實現,就要對國家的行動范圍進行必要的限制。無論是憲政所規定的國家權力范圍,還是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牽制,其最終目的就在于保證個人不受國家任意力量的侵犯。在黑格爾看來,只有發展到倫理階段,自由意志才算得到真實的體現。作為倫理階段最高的發展形式,國家是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個體意志與普遍意志相統一的地方,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之間并不存在此消彼長的緊張關系,相反,它們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2.理性國家對自由的實現在國家與個體的關系上,黑格爾的觀點與早期自由主義者的看法明顯不同。在黑格爾的視野中,國家或生命共同體有一個更高的生命,其內部有一種“民族精神”或普遍的意志,通過這種至高無上的倫理精神,整個民族可以凝聚為一個統一的共同體。國家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個人構成了其環節,在國家中并通過國家個體實現其人格、自由和權利,國家構成了個人的最終目的,個人要服務于國家這一個更大的目標,這個目標是自我身份的根源。只有在這個大生命中,他才成其為這個個體。

  盡管黑格爾十分強調倫理實體特別是國家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能據此認為黑格爾是一位極權主義者。黑格爾旨在解決早期現代政治在自我與國家問題上存在的分裂現象,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并不是照搬古希臘在城邦問題上的做法,不是將個體湮沒在城邦之中。對于國家在自我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黑格爾有著清楚的論述:國家并不是為了公民的緣故而存在在那兒;可以說,它是目標而他們是它的工具。但是,這種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在這里十分不適當。因為國家不是某種抽象的東西,高高凌駕于公民之上;相反的,他們是有機生命中的諸環節,在其中沒有一個成員是目的,也沒有一個是手段……國家的本質乃是倫理生活。

  ②黑格爾認為,人們之間的一切社會關系都不過是客觀倫理精神發展的環節或表現,而這種客觀倫理精神正是調整個人生活的精神力量。他認為,這種調整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精神力量有三種形式: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而國家是倫理精神發展的最高實現。倫理實體的發展是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倫理實體經歷由直接的同一到抽象的同一、再到具體的統一的辯證發展過程。

  黑格爾盡管對古希臘哲學的實體性原則予以了肯定,但他同時也認為,缺乏主體性是希臘倫理觀念的缺點。“單個人獨立的本身無限的人格這一原則,即主觀自由的原則,以內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現,而以外在的從而同抽象普遍性相結合的形式在羅馬世界出現,它在現實精神的那個純粹實體性的形式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③也正因為實體缺乏主體性的觀念,因此它必將成為絕對精神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而被揚棄。家庭是直接倫理性實體,但是國家理念的發展要求家庭這一倫理實體實現分解,從而出現“家庭的復數”,并由此而導致作為獨立的個人的相互關系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結合形式。在那里,獨立的個人基于相互需要而聯合在一起。相比起在家庭中“倫理”概念的各個環節尚未得到獨立,權利和義務不確定和被模糊的界定,在市民社會階段,個人以獨立的方式與他人建立關系,“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約的實現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賴的制度”①.這樣一來,市民社會造成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分離,構成了倫理精神發展和演化的內在力量。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私有產權做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在市民社會當中,財產權已達到了它的有效的現實性,因為有司法保護著所有權。同樣,對于市民社會中個人有選擇職業和締結契約的自由,黑格爾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只有在市民社會領域,才給權利以定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并不是一個專制主義者。他所要實現的是對早期自由主義的批判和超越,因為在他看來早期自由主義對市民社會的過度推崇是有問題的,市民社會實質上有其內在的缺陷。

  黑格爾認為,盡管市民社會的產生和發展對于倫理精神的運動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市民社會本身并不具有一個能夠協調利益關系、緩和矛盾沖突的力量,所以必然因為個人競爭的無序而導致分化。在市民社會中,一切人都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將他人看作達到私人目的的手段。他們彼此相互排斥,相互利用。“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

  ②這樣,市民社會中充滿著“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貧困與富足”的矛盾。“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

  ③為了使社會生活得以維持,就需要一種特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解決矛盾,使個體與個體以及個體與整體關系達到和諧與統一。這種產生于市民社會又高于市民社會的人類共同體,就是國家。國家代表著一種把特殊的個人利益協調為合理的共同利益的統一力量,正是在國家的支配下,不同個體的生活的滿足、活動以及方式,才能按照共同利益的方向協調和統一起來。也正因如此,只有當人類社會發展到國家階段,倫理精神才能獲得其完整的表現形式。對于黑格爾的這一國家觀念,查爾斯·泰勒做出了如下總結:國家是關于道德的絕對理念的充分實現,是一個共同體;在這一共同體中,善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實現。家庭和市民社會僅僅是部分的、非獨立的實現。由于國家,我們獲得了充分而獨立的實現。國家是真正意志的展現。國家是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其中,理性意志的全部內容顯現于公共生活中。充分實現了的國家調和著得到充分展開的主體性和普遍性。國家是具體的自由。

  具體的自由在于,個人的個體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獲得充分的發展,并且個人的權利獲得了明白的承認(就像它們在家庭和市民社會的領域中獲得明白的承認一樣),但是,一來通過自身過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二來它們認識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認普遍物作為它們自己的實體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為它們的最終目的而進行活動。

  ④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自我權利的凸顯是現代政治最為典型的成果,現代政治就是力圖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保證個體自由權利的充分實現。但是,自我的存在不能像早期自由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先驗的、完全獨立的存在。自我的存在從來都是處于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中的,自我的意義和價值一方面需要自身加以確認,同時也需要充分考慮外在的框架。現代性在凸顯自我權利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把握自我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不能將自我無條件地提高至無以復加的程度。畢竟,自我的發展離開了國家和社會,將會迷失方向,成為無根基的漂泊者。如此一來,現代性對自我解放的力度應該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這也正是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黑格爾對現代早期自然權利理論的批判、關于“自我”的理解以及對國家觀念的新理解,實現了對現代早期自由主義理論的批判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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