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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及其基本精神對比

時間:2015-08-15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281字


 

  特殊教育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與保護有緊密關系[1].隨著我國法制化建設的不斷完善,殘障兒童的教育權利逐漸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越來越多的殘障兒童進入各級各類學校接受教育;然而,由于體育教育與普通文化教育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我國現有的法律對體育教育與普通文化教育的規定完全不同,其要求有免修、有單獨開設體育保健課,也有隨班就讀等多種形式。這種模棱兩可的規定不僅制約著學校特殊體育教育的發展,而且也導致殘障學生接受體育教育的權利難以得到保障。美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是世界上較為發達的。在美國特殊體育教育發展過程中,特殊教育立法是強大的助推劑,對特殊教育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其中多項法律對殘障學生的體育教育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顯然,這些法律對美國特殊體育教育的發展功不可沒。基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國內和美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及其基本精神進行挖掘,并對兩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法律進行比較,找出我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存在的不足,期冀為我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參考。

  1 國內特殊體育教育法律概況

  我國的法律屬于大陸法系,法律的淵源是“制定法”(亦稱“成文法”),即指由國家機關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通常表現為條文形式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法既包括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也包括中央行政機關和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具體而言,我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主要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等。
  
  1.1憲法中的相關條款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淵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和法律效力。我國現行的《憲法》規定:“國家和社會須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與教育。”[3]這一要求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殘疾人教育的重視。雖然憲法中并沒有具體涉及特殊體育教育或殘障兒童體育教育的內容;但由于體育教育本身就屬于教育的范疇,因此,這一規定同樣為我國特殊體育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2單項法中的相關條款

  我國現行的諸多專項法律如《義務教育法》《殘疾人保障法》《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都對殘障學生的教育進行了規定。例如《教育法》規定:“國家扶持和發展殘疾人教育事業”“國家、社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根據殘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實施教育,并為其提供幫助和便利”[4].1990年頒布的《殘疾人保障法》(2008年修訂)對殘疾學生的教育問題進行了專章闡述,指出“國家保障殘疾人享有平等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鼓勵、幫助殘疾人參加各種文化、體育、娛樂活動…”[5].然而,這些法律條文中并沒有對殘障學生體育教育進行明確規定。《體育法》規定:“全社會應當關心、支持殘疾人參加體育活動。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為殘疾人參加體育活動提供方便”“學校應當創造條件為病殘學生組織適合其特點的體育活動”[6].這是我國單項法中對學校特殊體育教育的明確規定,要求學校應根據殘障學生的身心特點開展體育教學活動。

  1.3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相關條款

  行政法規專指由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為實施憲法和法律制定的國家行政管理的規范性文件。在我國行政法規是一種重要的法律淵源,其效力僅次于憲法和法律。1979年,教育部和國家體委聯合頒布的《中小學體育工作暫行規定》(試行草案)和《高等學校體育工作暫行規定》(試行草案)指出:“學生因病殘免試體育,需經醫生證明,體育教研組審核同意教導處批準。”[7-8]這是國家法規中首次提出學校殘疾學生體育課的相關規定,指出病殘學生可以免試。遺憾的是,該法規并沒有對如何開展體育教育作進一步說明。

  1990年2月,原國家教委頒發的《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第五條規定:“學校體育工作應當面向全體學生”,而第9條卻規定:“學生因病、殘免修體育課或者免除體育課考試的,必須持醫院證明,經學校體育教研室(組)審核同意,并報學校教務部門備案,記入學生健康檔案。”[9]

  顯然,這2款條文要求明顯不一致,前者規定要面向全體學生,后者則對殘障學生進行免修和免考。這樣一來,體育課只能面向身心健全的學生。1990年,原國家教委頒發的《大學生體育合格標準》第8條規定:“對患病或殘疾學生,經校醫院證明,體育工作部同意,可免、測部分項目,但需上保健課換測其他項目,并注明原因和‘保健’字樣。”[10]繼《大學生 體 育 合 格 標 準》頒 布 后,分 別 于1991年和1992年頒布了《中學生體育合格標準實施辦法》和《小學生體育合格標準實施辦法》,規定:“凡因病或殘疾不宜執行體育合格標準的學生,可向學校提交免予執行體育合格標準申請書,經學校核準后,可以免予執行或適當降低標準。”[11-12]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對大學生和中小學殘障學生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求殘障大學生上保健課,而對中小學并未提及。1992年,原國家教委頒布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明確指出:“保健課系為個別身體異常和病、弱學生開設的必修或選修課(高年級),應有針對性地組織康復、保健體育教學。”[13]這一規定對高校開展特殊體育教育課的形式進行了明確說明。

  2001年,教育部、國家計委、民政部等部門聯合頒發了《關于“十五”期間進一步推進特殊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意見》。意見要求:“針對殘疾學生特點開好體育課,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體育活動和競賽,使殘疾學生掌握正確的體育鍛煉方法,養成鍛煉身體的習慣……”[14]這是在眾多法規中為數不多的對殘障學生的體育課、體育競賽和體育活動進行了較為全面規定的法規。2002年,教育部修訂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規定:“對部分身體異常和病、殘、弱及個別高齡等特殊群體的學生,開設以康復、保健為主的體育課程。”[15]該綱要再次強調高校特殊體育教育以單獨開設保健課的形式開展。

  這是指導當前我國普通高等院校特殊體育教育的法律條文。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殘疾人體育工作的意見》指出:“各級各類學校要組織殘疾學生開展適合其特點的日常體育活動。學校體育測試要充分考慮殘疾學生的特殊情況,體現人文關懷”“教育部門要動員和組織學生關心、支持殘疾人體育活動,在廣大學生中培養助殘為榮的良好風尚”.這一法規不僅對殘疾學生的體育活動、體質測試進行了規定,還對社會環境和風氣都進行了規定。2010年國務院頒布的《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指出:“建立健全殘疾人體育組織,培養為殘疾人服務的體育教師和社會體育指導員,組織開展殘疾人體育健身活動。”從以上法規條文可見,諸多法規從體育課、體育活動、體質測試、體育教師的培養等方面進行了詳盡地規定,對我國特殊體育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 美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概況

  美國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國家。英美法系最大特點是由形式不同、來源不一的法律集合而成。除了制定法以外,法官可以通過判例創制法律,還可以通過選擇和識別適用原先的判例完善法律,因此,制定法和判例法是美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主要淵源。

  2.1美國特殊體育教育制定法

  1776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與1788年制定的《聯邦憲法》中所倡導的民主、平等與自由,促成了美國社會文化的形成。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一些州(如新澤西、加利福尼亞)就制定了特殊教育法規。到1946年,美國有關特殊教育法律已超過100部,33個州頒布了關于身體障礙的法律,16個州頒布了關于智力落后的法律[16].20世紀50年代,民權運動為特殊教育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動力,也為特殊體育教育法制化帶來了契機。1965年,《初 等 和 中 等 教 育 法》(elementary & secondaryeducation Act,簡稱ESEA),該法于1966年修訂)首次規定為處境不利學生的補償教育提供資金。同時,規定對各學區的體育課程改 革 提 供 資 金 投 入,其 中 “Project Active”和 “ProjectPeople”就是為殘障學生的體育教育提供的資助項目[17].

  1973年,聯邦政府制定了《康復法》。該法律最為突出的是第504條,通常被稱為“非歧視條款”.該條款指出:在聯邦政府經費資助的領域和相關活動中,不能拒絕、排除任何殘疾人應享有的權利或讓其受到歧視[18].這意味著接受政府資助的公立學校必須為殘障學生和普通學生參與體育課程和課外體育活動提供同等的機會。

  1975年,聯邦政府制定的《所有殘障兒童教育法》對美國特殊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19].法律將特殊教育定義為:特殊教育指的是不花費家長或監護人額外的費用,為滿足特殊兒童獨特的需求而設計的教學,包括課堂教學、體育教育、家庭指導及醫院和專門機構的服務。體育教育是一項直接服務(需要的特殊教育),而不是一種可選擇性的服務(被證明對殘障學生的發展有利)。可見,體育教育已被納入特殊教育的范疇。法律規定殘障學生有如下5項權利:1)免費教育的權利;2)適當教育的權利;3)非歧視性的鑒定、評估和安置的權利;4)在最少受限制環境下接受教育的權利;5)正當程序的權利。法律授權聯邦政府每年向各州為殘障學生的教育服務提供經費資助。

  1986年,聯邦政府對《所有殘障兒童教育法》進行了修訂,頒布了《所有殘障兒童教育法修正案》。該修正案規定應為殘障兒童提供早期干預和家庭服務。

  1990年聯邦政府頒布的《障礙者教育法》是對《全體殘障兒童教育法修正案》的修訂。該修正案更新的內容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對稱謂進行了更改,將individual替代了children,disability替代了handicap.這說明特殊教育的對象不僅要包括殘疾人,還要包括各種障礙者和其他特殊需要學生;接受特殊教育的對象不僅是兒童,而是每一個需要服務的在校學生。二是增加了自閉癥患者和外傷性腦傷者2類特殊教育對象。至此,美國特殊教育的類別為:肢體障礙、學習障礙、聽覺障礙(包括全聾)、聾盲雙殘、視覺障礙(包括全盲)、言語障礙、重度情緒障礙、智力障礙、多重障礙、外傷性腦傷、自閉癥、其他健康障礙與發展遲緩等。三是明確指出體育教育的內容包括3個方面:1)運動技能和模式;2)身體和運動健康;3)水上運動技能、跳躍、個人和集體游戲和運動能力等[20].

  1990年,聯邦政府頒布的《美國障礙法》更側重對殘疾人權利的保護。規定:在任何社區(包括學校在內)的娛樂場所和設施、設備(包括休閑設施和健身設備)應該為障礙者提供方便,為障礙者提供合理的、適當的服務。另外,體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提供讓殘障學生參與,具有挑戰性且富有意義的體育活動[21].

  1997年,聯邦政府頒布的《障礙者教育法修正案》是對特殊教育法的第3次修訂。修訂的內容包括:1)為障礙者提供適宜、免費的公共教育;2)家長參與評估的整個過程,以及個別教育計劃的制定;3)盡可能為學習障礙者提供無障礙、普通的教育環境;4)與普通學生一樣,殘障學習者也應該有學習成績報告單。

  2004年,美國總統布什簽署的《障礙者教育促進法》對《障礙者教育法修正案》進行了重新修訂。法律進一步完善了特殊體育教育相關內容,指出:為殘障學生提供均等化的參與體育教育的機會;為學習障礙者提供優質的教師;為殘障學生提供非歧視性評估;個別教育計劃中應包含個別體育教育計劃。

  2.2美國特殊體育教育判例法

  在英美法系國家中,判例是以一種重要的法律淵源,判例法制實質上賦予法官某種“造法”的職能,法官不僅可以通過作出新判例創制法律,而且可以通過識別和選擇適用原先的判例而發展法律。承認法官有創制法的職能,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一個重要原則。由于制定法的局限性,以體育教育課程的特殊性,判例法在美國特殊體育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隨著民眾權利意識的提高,美國一度出現了大量的特殊教育判例法。

  1954年,布朗告臺北克教育局案的成訴,為美國公民維護教育權利奠定了基礎。在該判例中,布朗的家長認為布朗所接受的教育比白人就讀的學校環境都要差。同時,認為黑1法院根據美國歷史上一個標志性案件---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件的判例,即“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因此判定布朗敗訴。然而,民權運動倡導者倡導“隔離就是不平等”的理念,認為隔離與憲法所倡導的平等理念不符。迫于公眾輿論與媒體的推動,再加上當時各州涌現出大量的相關類似案例。布朗提出上訴,并交由聯邦政府最高法院裁定。最高法院最終宣布:由于個人無法改變的特點(如種族、殘疾等),將這個人進行隔離教育是違反憲法的。公立最高學校應該為學生創造條件,讓所有學生在同等的教育環境下接受教育。這一決議開啟了一系列為殘疾兒童尋求補償的法律大門,對美國特殊教育立法及其發展產生了直接性的影響。

  1971年,賓夕法尼亞智障人士聯合會訴賓夕法尼亞政府案對殘障學生的教育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該案例判決提出:殘障學生同樣具有接受公共教育的權利,班級活動(包括體育活動)的設計應該靈活多樣,以滿足所有學生的要求。無獨有偶,就在當年的米爾斯訴華盛頓特區教育局案的判決指出:每個兒童都應該有接受均等化的教育機會,殘障學生應該享有個別化教育計劃服務所包含的有關服務,不應以缺乏資金或其他原因而減少殘障兒童接受教育的機會。

  3 中美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比較

  從上述國內和美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可見,兩國有大量的法律法規對特殊體育教育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規定。毫無疑問,這些法律對推動兩國特殊體育教育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起到了根本性的影響;但是,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中美兩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又呈現一定的差異。

  3.1立法進程

  美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殘疾人體育相關的法律,并且在民權運動后得到快速發展。

  20世紀70年代美國頒布了專門特殊教育法。在該項法律中對特殊體育教育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并且在后來對法律條文進行了持續的更新和修訂。可以說,美國特殊體育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憲法精神為核心,各個法律之間環環相扣,循環促進;然而,我國有關特殊教育立法乃是20世紀80年代的舉措。隨著黨和國家對特殊教育的重視,特殊教育立法才被提上議事日程。雖然我國于1994年頒布了《殘疾人教育條例》,但是,該條例中并沒有提及體育教育相關內容,特殊體育教育相關規定仍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項法律法規之中。由于缺乏相互的銜接,法律對特殊體育教育的規定系統化程度顯然不足。值得提出的是,我國尚未制訂專項特殊教育法,殘障學生的教育(包括體育教育)缺乏專項的適用法律。

  3.2法律理念

  美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始終以殘障學生為中心,從殘障學生的體育權利出發點,認為殘障學生和普通學生一樣具有同等的體育權利。認為殘障學生具有受教育的權利、受免費教育的權利、受適當教育的權利、在最少受限制環境下接受教育的權利、家長充分參與的權利、隱私受保護的權利、不被歧視的權利等。為實現這些權利,法律規定通過課程調整、輔助資源的供給等方面相結合。同時,要求在體育教育過程中應遵循如下原則:1)無排斥原則;2)無歧視性原則;3)最少限制環境原則;4)適宜性原則;5)合法訴訟程序原則;6)家長和學生參與原則。

  然而,我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卻是從樸素的人道主義出發,認為由于殘障學生身心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參與體育教育存在著困難,因此可以免修體育課。同時,為避免不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可根據殘障學生的身心特點,以隔離式的方式單獨開設體育保健課。可見,兩國的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理念有著天壤之別,美國強調的是殘障學生的體育權利,要求不僅要為殘障學生開設體育課,而且要盡可能讓學生在同一環境下,實現融合體育教育;而我國仍是從保護的角度出發,過于強調殘障學生的差 異,對 殘 障 學 生 的 體 育 課 予 以 免 修 或 單 獨 開 設 保健課。

  3.3立法模式

  美國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國家,其法律采取成文憲法制和聯邦制。同時,法院還有通過具體案件確定是否符合憲法的“司法審查權”.也就是說,美國不但有制定法的相關條文對特殊體育教育進行明確的規定,而且可采用判例法對特殊體育教育成文法進行補充說明。法官可依據憲法的基本精神,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判決。同時,這一判例對今后的類似案件具有同樣法律效力。由于各項法律對體育教育不可進行詳盡說明,再加上體育教育固有的特殊性,采取制定法與判例法相結合,有力地促進了美國特殊體育教育的發展。我國則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淵源只有指定法,即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即使有些法律條文對特殊學生的教育權利進行了規定,但往往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由于明確程度不夠,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時,特殊體育教育執行者只憑借自身的能力和思想對特殊體育教育進行主觀臆斷,由此造成體育教育被排斥在特殊教育服務范疇之外。

  3.4服務對象

  一般而言,特殊教育是針對殘疾學生,但是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美國特殊體育教育對象并不僅僅局限于殘疾學生,而是面向有各種特殊體育需要的學生。例如《全體殘障兒童教育修正案》將情緒障礙、學習障礙、自閉癥患者都列為特殊體育教育的范疇,服務對象多達13種。而我國《殘疾人保障法》規定的殘疾類型僅為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和精神殘疾共6種。目前,我國開展特殊教育僅為智力障礙、聽力障礙和視力障礙3類學生,其他各類殘障學生的教育在法律上仍處于灰色地帶,這些學生要么是處于輟學狀態,要么則是處于在普通教室中的“隨班混讀”狀態。特殊體育教育對象更為模糊不清,甚至認為特殊體育的對象只是肢體殘疾學生。這就導致不僅殘障學生不能接受相應的體育教育,還有一些特殊體育需要的學生(如肥胖、疾病、體質虛弱等)同樣也得不到應有的特殊服務。

  3.5實施措施

  為確保特殊體育教育順利開展,美國法律明確規定應積極采取如下措施:1)采用科學、規范的評估標準和評估程序對學生進行鑒定和評估;2)讓所有學生盡可能在同樣環境下學習,實行融合體育教育;3)實施個別化體育教育計劃,為殘障學生提供補償性體育教育;4)為殘障學生提供一體化的體育服務(包括提供校內和校外、學齡段和轉型期間的體育服務)。實質上,這些措施已將法律提出的平等權利轉化為可操作性的服務內容。然而,我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條文中并沒有具體規定開展特殊體育教育的具體措施,即使有些條文涉及到特殊體育教育,也只是一些籠統的或號召性的措詞。例如,《體育法》規定,“學校應創造條件為病殘學生組織適合其特點的體育活動”,對于具體要開展哪些工作,為殘障學生提供哪些體育服務以及服務程序步驟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無疑,這一缺失對法律的有效執行留下了空當。

  4 完善我國特殊體育教育法律制度的對策

  4.1轉變樸素的人道主義理念

  體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必要手段和方法。由于殘障學生在身心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參與體育活動存在一定的障礙,因此,為保障他們能夠全面發展,學校應該提供更多的服務。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特殊學生的體育教育的法規仍是出于樸素的人道主義關懷理念,認為應該給這些學生特殊的照顧(免修或單獨開設體育保健課),讓這些學生在體育教育中受到優待。殊不知這些優待與把他們逐出主流社會的做法異曲同工,為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帶來了“后遺癥”.同時,這一做法也與我國教育領域所倡導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等理念完全不符。真正的生命關懷應該是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肯定學生的發展潛力,即從學生的身心需要出發,尊重學生的差異,促進每一位學生的全面發展;因此,在制訂特殊體育教育法律時應該樹立“以為人本”的理念,讓體育教育惠及所有學生,盡可能為每一位學生接受體育教育創造條件。

  4.2明確殘障學生的體育權利

  作為知識的學習者是兒童進入學校的意義所在,是學生的最大規定性。這就決定了殘障學生和普通學生一樣,具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就權利而言,當事人可以自愿放棄,但是不能被他人所剝奪。也就是說,對特殊學生體育教育的安置必須取得學生(或監護人)的同意。在學生或監護人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特殊學生接受同等教育的權利。雖然體育課程與普通文化課程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再加上殘障學生的類型多樣、個體差異較大,特殊體育的開展存在一定的困難,但不能因為這些困難而剝奪學生參與體育的權利,而應該根據殘障學生的個體差異,提供相應的幫助和支持殘障學生體育教育權利包括2個方面:

  1)和普通學生一樣,在常規的教學環境下接受體育教育的權利。這種權利主要體現在優質的體育教師,接受體育教育、參加課外體育活動、參與課余體育訓練和體育競賽,得到公平、合理的學習評價等。

  2)根據殘障學生的個別特征和身心需要,獲得相應的支持和接受適合其身心發展的特殊體育權利。主要包括無障礙體育環境、個別化體育教育、特殊體育指導、康復訓練等。

  4.3健全特殊體育教育法律體系

  雖然我國制定了《殘疾人保障法》《體育法》,同時制定了《殘疾人教育條例》等法律法規,并且在這些法律中都有單列的法律條文對殘疾學生的教育進行了相關規定;但是真正涉及特殊體育的法律條文并不多。現有的法律法規中,要么對學校特殊體育只字不提,要么也只是淺嘗輒止或蜻蜓點水,這必定會影響特殊體育的有效執行;因此,應該對我國特殊體育教育相關法律進行完善,并制定配套的實施細則,將特殊體育教育真正落到實處。需要指出的是,特殊體育教育的開展是對傳統體育教育的重大改革,涉及要素包括體育教育的各個方面(包括師資、課程、教材、場地和器材等)。要確保改革順利開展,勢必要對相關的法律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和完善。

  從某種程度來講,制定專門的特殊教育法乃是我國完善特殊教育法律的當務之急。特殊教育法制定應明確規定殘障學生參與體育教育的權利,詳細說明開展體育教育的對象、教學模式和課程內容。進一步而言,特殊體育法是保障殘疾人體育權利具體的法律措施,也是我國建設法制化社會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還應制訂專門的特殊體育法。

  4.4加強法律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

  法律作為指導學校開展特殊體育教育的規范和行為規則,要為國家、社會及公民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規范的行為模式、正確的價值導向。然而,一些陳舊的法律不但沒有對特殊體育教育起著應有的導向作用,而且成為特殊體育教育發展的羈絆;因此,為加強法律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勢必應采取如下措施:

  1)根據社會和特殊體育教育發展需要,及時更新法律內容。同時,應該對一些過時或不適用的法律予以及時修訂或廢止。例如,我國的《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已實施20余年,有關殘障學生的體育教育仍是免修、免評等內容,顯然不符合當前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發展理念。

  2)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制定必須從殘障學生的實際需求出發,并結合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同時,條文措詞應該準確恰當,避免用一些模棱兩可或號召性的詞語。

  3)明確開展特殊體育教育的責權關系,加大執法力度,對執行部門、監督機構做出明確的要求,對不履行法律要求的學校、機構和個人制定明確的制裁辦法。同時,還應加強特殊體育教育法律的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特殊體育教育,了解法律所賦予殘障學生的體育權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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